特科卧底潜伏长达五十一年终被捕配资界网，临刑前请求陈赓作证，却没想到陈赓回信出人意料！
1931年4月的上海法租界，湿冷的风裹着霉味从街角灌进小咖啡馆。鲍君甫坐在窗边，一句轻不可闻的日语口令，让对面的青年悄悄放下一只信封。那一刻，距他受命潜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已三年，而暴风雨才刚刚开场。
少年时代的鲍君甫曾是典型的“洋学生”。1919年，他从早稻田大学回国，带回一口流利的日语和一肚子西方政治学说。五四运动的浪潮让这位香山子弟意识到，“旧路走不通，得换条生路”。在上海滩，他与同乡陈养山频频往来，逐渐对正在悄声壮大的共产党产生兴趣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后，左派被追捕，昔日同窗或隐或逃，鲍君甫却因深得上海商界与租界巡捕房的信任，反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吸纳，成了“自己人”。这恰是中共中央特科需要的突破口。
1928年初夏，陈赓在霞飞路一家裁缝铺的后院见到鲍君甫，两人只是四目一对，已心照不宣。陈赓递上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只写了四个字：“潜伏至要”。鲍点头应道：“今后，你有我。”就这样，他被视为特科在国民党情报机关里的第一块基石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挂牌“杨登瀛办事处”，白天补报表、夜里换暗号，手里却握着中统进出文件的钥匙。
真正的考验来自行动。1929年，他将安插进南京总台，又把李克农、胡底一并推到情报链条中。这几位后来成为新中国情报系统脊梁的人物，当年都得靠鲍的签字才能顺利“报到”。一次中统例会后，鲍拎着公文包悄悄对钱壮飞说：“假名单我放左侧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轻描淡写，却决定了好几条性命。
1931年春，关向应在巡捕房落网。鲍得知后连夜赶去，以特派员身份要求查阅扣押物品。趁值勤人员打盹，他把关向应携带的密报换成普通文件，仅留下无关痛痒的信札。关向应得以逃出生天，而鲍也在暗处赢得一次硬仗。可没多久，叛变风声传出，大批地下网络曝光。鲍被秘密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，与陈赓成了狱中邻舍。夜半，他低声自嘲：“这局，比东京的论文答辩难多了。”陈赓回以一句：“守住口，比守住命更要紧。”两人相视苦笑。
关押近一年，张道藩几经疏通，鲍被无罪释放，却与特科失去联络。他表面调至中央反省院任副院长，暗地仍尽力关照关押的进步青年。有时深夜，他会翻看当年的旧暗号本，轻叹一句：“灯灭了，但火星还在。”
1949年天安门礼炮响起，旧档案却开始倒灌。1951年春，镇反风声紧，南京公安在陈年卷宗里翻出“鲍君甫”三字，立即逮捕。审讯席上，他只说一句：“请陈赓上将作证。”审判长沉默片刻，摇头示意记录员继续，但那句话还是写进了案卷。
三个月后，一封从云南调往前线的加急电报到了南京中级法院。陈赓在信里确认：“鲍君甫曾为我方获取多项重要情报，功不可没；然其后与组织失联，表现尚需历史评议。”语气克制，却字字沉甸甸。法庭据此改判管制一年。离开看守所时，老看守递烟给他：“鲍先生，命硬。”他摆手：“不是命硬，是有人记得早年的信义。”
1956年3月，南京军区工作人员陪他北上与旧部团聚。晚宴上，钱壮飞举杯道：“若无当年那只调包的公文包，也不会有咱们今天。”鲍笑而不语，只把酒一饮而尽。其后十余年，他淡出人前，在北京西山一处僻静小院里读书、种花，偶尔去人民大学旁听国际关系讲座。1969年冬夜，他在书桌前伏案而逝，身旁摊开的是那本早稻田旧笔记，封面边角已被岁月磨得发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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